再次，在我国法治初创阶段，法治的启蒙仍然主要依托于学术理论界对法治知识的介绍和传播。
从本条规定的一亩以下笞五十这一规定来看，它在犯罪构成判断上是典型的定性，即使侵占的田地为一亩以下，也要笞五十，这与《户婚》第164条所规定的一亩笞十明显不同。贝卡里亚曾不厌其烦地告诫立法者，要把法律制定得罪刑相适应，要使刑罚具有确定性和必定性，就必须有一个相应的、由最强到最弱的刑罚阶梯
(40)Luhmann,a.a.O.,S.156-158.法律的行为调控实际上是对效果的保证，而为此就会更多地把法律运用在惩罚机制上。失望带来的体验会导致情绪上的渲染，并被传递给有机体系统，进而触发心理过程。⑤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难题 从系统理论的视角来看，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其越来越繁重的复杂性负担。以法律规范内容之确定和法律实施程序之确定，稳定社会互动中期望的期望之不确定性，拘束行为的随机性和任意性。本文将主要讨论法律对社会期望结构进行一般化，以及对规范性期望进行分辨、选择和凝练的不同功能维度。
如果存在这种期望的确定性，人们就能在更大程度上坦然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失落。而潜规则是以私下的规则替换，获取正式规则所不能提供的利益，其条件程式是以隐蔽的、当事双方心照不宣的形式存在，不具有公开明确的表现形式和稳定统一的适用规则，因此并不符合形式法治的要求。比如，《擅兴》第235条规定：诸在军所及在镇戍，私放征、防人还者，各以征、镇人逃亡罪论。
按照现行的刑法学通说，犯罪有行为犯、危险犯、举动犯和结果犯四种④。既然如此，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也会延伸至《唐律》中的量刑制度，它不仅从定性上对具体量刑事实的范围与内容作出规定，而且以定量技术把具体量刑事实对最终量刑结果的影响予以程式化，实现了审判官量刑的法定化、精确化。(4)对殴官的犯罪行为，以议贵→五品以上→六品以下的基本档次作为行为性质量化的档次，如《斗讼》第316条。从《唐律》本身，我们可以在绝大多数犯罪中看到犯罪与刑罚之间对应的刻度，因为《唐律》基本上把影响审判官定罪量刑的事实及其对应的刑罚种类、幅度予以明确规定，保障了同罪同罚，异罪异罚。
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把定性与定量导入罪刑关系的评价体系，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官吏不尽职守或违法犯罪行为的结果，都计事的多少为刑罚轻重选择的重要依据。
关 键 词：《唐律》 定性 定量 立法技术 从宏观上看，当代立法制度主要由立法思想、立法政策、立法技术三要素构成。举例来说，《唐律》第132条规定：诸公事应行而稽留，及事有期会而违者，一日笞三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过杖一百，五亩加一等，罪止徒三年，以区别对待。6.定性+事的数量 按唐代《田令》：户内永业田，每亩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
本条首先从定性上把量刑事实区分为当告而不告主司不即言上和官司不即检校、捕逐及有所推避三种情形。可见，《唐律》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明确了刑法打击的重点与宽宥的对象，这对于合理划定犯罪圈具有积极意义，具有犯罪构成的解释性功能。(11)参见[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第66页。若审判官违反《唐律》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出入人罪，还有严格的罚则设置，从而能够有效地预防审判官恣意定罪量刑事件的发生。
3.定性+计算布帛的单位 财产犯罪一般都折实以绢的计算单位量化，《名例》第34条规定：诸平赃者，皆据犯处当时物价及上绢估。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以多样化、具体化、生活化、精确化的计量单位，对表征犯罪危害量的犯罪客观方面、主观方面、犯罪主体等作类型化的或等级式的数量解析，与刑罚种类和幅度之间形成对应。
⑤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0页。其实，关于这种理论主张与规范实践，早在《唐律》中就已普遍存在了。
若知情者，各同家长法。(不觉脱户者，听从漏口法。比如，《户婚》第165条规定：诸盗耕种公私田者，一亩以下笞三十，五亩加一等。其二，《唐律》使用了比较先进的折抵技术，即不同的定量要素之间以一定的比例进行折算，并以这种折算的数量，来计算最终的量刑结果。管三县者，三十口笞三十之类。除《名例》之外，《唐律》有80个条文涉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约占后十一篇全部条文的18％。
本罪的量刑事实也是采用定性(户主与非户主)与定量(一分笞三十)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只是在定量技术中先把数量分为十分和五分，然后分别以10％对应的刑罚(笞三十)和20％对应的刑罚(笞三十)为审判官量刑的起点刑，随后再以一分加一等，罪止徒一年的计算程式，逐步增加，这就架设起了犯罪与刑罚之间的阶梯。五匹徒一年，五匹加一等，五十匹加役流这一定量要求。
毕竟，《唐律》涉及犯罪类型众多，社会危害各异，无法用统一的定性技术囊括全部。此外，《唐律》中的量刑制度所运用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还有以下三个特殊之处： 其一，以疏议补充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的情况。
对这种行为，犯罪人仅实施买奴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不立市券这一行为还不够，还有期限这一定量的要求，即过三日。通过对这两者相适应程度的考察，最终会得到《唐律》立法技术的精髓。
即同居应分，不均平者，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为此，近代罪刑阶梯论的提出者，贝卡里亚在论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时就强调应当运用几何学原理研究犯罪与刑罚之间的阶梯关系⑥。那么《唐律》是如何架构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对应关系呢？这就是编纂大臣创造性地运用了递增公式，它有两部分组成：一为起点刑，是指具体个罪之法定刑格次中的最低刑种或最低刑期，这是审判官量刑的起点。以故有所陷败，亦从绞上减二等，徒三年。
比如，《户婚》第162条规定：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参照这些规定及其所蕴含的公理，我们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唐律》已经架设起了犯罪与刑法之间一一对应的阶梯。
马小红《唐律所体现的古代立法经验》，《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8年春秋合卷。比如，《户婚》第164条规定：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十亩加一等。
就此而言，古代的定罪量刑也具有制度保障，只是与我们当代的制度建构模式不同而已。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
后者则是罪状与法定刑的二元结构。(2)假若管田百顷，十顷荒芜，笞三十。苏亦工《唐律一准乎礼辨正》，《政法论坛》2006年第3期。比如，《户婚》第166条规定：诸妄认公私田，若盗贸卖者，一亩以下笞五十，五亩加一等。
二、《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立法技术的特点 通过上述对《唐律》条文结构及内容的细致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具有下列两个基本特点。再比如，《厩库》第211条规定的假借官物不还也非唐王朝重点打击的犯罪，为限制此罪的犯罪圈，《唐律》不仅对其有诸假请官物，事讫过不还者这一定性要求，而且还有过十日这一定量要求。
(二)量刑制度中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 作为前提，《唐律》条文结构与中国现行刑法明显不同，前者是罪状、法定刑、量刑制度三位一体，且量刑制度系律文结构的主要内容。即军务要速，量事权置者，不用此律。
这一犯罪的一日笞二十为A，三日加一等为B，罪止徒一年半为C。2.定性+土地面积 在侵犯土地制度的犯罪中，犯罪侵害对象不同(比如是荒田，抑或苗圃等)，体现出来的社会危害性也不同，量刑结果自然也有差异，并且侵害对象的数量(比如亩数)对其量刑结果亦有影响，《唐律》对此有明确体现。